深观察丨“这无助于美国制造业的长期复苏”

股东出资不到位(dàowèi)，董事该不该“背锅”？

最高检抗诉的胡某生等6名(míng)董事与斯曼特微显示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(zérèn)纠纷再审案获改判

近(jìn)日，记者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，备受关注的(de)胡某生等6名董事与斯曼特微显示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斯曼特公司”）损害公司利益责任(zérèn)纠纷抗诉案迎来终审判决。最高人民法院采纳检察机关(jiǎnchájīguān)抗诉意见(yìjiàn)，判令胡某生等3人作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，在(zài)未尽催缴义务的过错范围内，对公司损失的10％共同承担赔偿(péicháng)责任，其他3人作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，不承担赔偿责任。在原再审生效判决中，胡某生等上述6名董事均须对公司全部(quánbù)损失——股东欠缴的近500万美元出资款—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最高法再审(zàishěn)判决(pànjué)显示，胡某生等6名董事与斯曼特(sīmàntè)公司损害(sǔnhài)公司利益责任(zérèn)纠纷案肇始于2015年1月(yuè)。因商业环境(huánjìng)发生变化，斯曼特公司资不抵债，进入破产(pòchǎn)程序。破产清算时，破产管理人注意到公司股东仍欠缴(qiànjiǎo)近500万美元的注册资本，于是以公司名义，就上述欠缴出资向胡某生等6名董事主张连带赔偿责任。历经一审、二审之后，案件进入再审程序。2019年6月28日，最高法作出再审判决，认定胡某生等6名董事因未能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，应对股东欠缴的近500万美元出资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胡某生等6名董事不服上述生效判决，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检察监督。

最高检受理(shòulǐ)该案后，于2021年3月29日举行公开听证会。历经多次调查核实、检察官联席会议讨论和最高检检委会讨论决定，最高检以“公司董事未尽催缴(cuījiǎo)义务所承担的责任应当与其义务的性质(xìngzhì)相适应，再审判决判令胡某生等6名董事承担连带赔偿(péicháng)责任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”为由，向(xiàng)最高法提出抗诉。

案件就此进入第二次再审程序。最高法开庭审理，最高检院领导出庭，依法发表抗诉意见。之后，最高检院领导列席最高法审委会会议。今年(jīnnián)1月，最高法作出再审判决，采纳(cǎinà)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，改判(gǎipàn)胡某生(mǒushēng)等3名董事就公司10％的损失，共同承担赔偿责任。

“再审(zàishěn)判决认定的赔偿责任不是连带责任，而是与其过错相当的、违反勤勉义务(yìwù)的相应责任。”最高检办案人表示，董事(dǒngshì)的催缴(cuījiǎo)义务与股东的出资义务性质不同，董事未尽催缴义务所承担的责任，不等同于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。

最高检民事检察厅负责人表示，在案件办理过程中，检察官办案(bànàn)组(zǔ)积极践行“三个善于”理念要求，注重行使调查核实权，对(duì)董事勤勉义务进行符合立法原意的考量——董事责任应与其过错程度相当。尽管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是在公司法修订之前，但监督要义(yàoyì)也完全符合新修订公司法有关规定。在新修订公司法施行(shīxíng)即将满一年之际，该案的成功办理是检察机关保障公司法统一(tǒngyī)正确实施的生动实践。

公司董事(dǒngshì)未履行催缴股东出资义务，该不该(gāibùgāi)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？解读最高检抗诉办案始末——

为何(wèihé)要抗？何以成功？

“能否从巨额的连带责任中‘择’出来？”案件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之后，胡某生等6名董事看到了(le)希望，但又不敢肯定。在法律当时并未明确责任类型和责任范围的前提下(xià)，遵从审判机关的自由裁量(cáiliàng)，似乎理所当然。而这，又明显与自己的公正观(guān)存在差距——

“一定要冒着被解雇的(de)职业风险，确保股东(gǔdōng)出资(chūzī)到位(dàowèi)，才算是履行了董事义务吗？若不(bù)如此，就要承担股东出资不实的连带责任？”这个不解，不仅来自胡某生等6名董事。基于对原再审判决“未履行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，董事要为股东出资不实连带担责”的裁判思路，上述案件已成为(chéngwéi)公司治理领域的公共话题：“股东是委托人、董事是受托人，在‘上级’明确表态不再(bùzài)出资的前提下，董事依然要催缴出资并为此承担连带责任，这不是‘强人所难’吗？”

案件会(huì)怎么审？检察机关能否(néngfǒu)抗诉成功？这不仅影响着公司治理的实践操作，也是对公司法统一正确施行的司法考验。

2025年1月6日，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(pànjué)：采纳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，判决胡某生等3名董事（第一届董事会董事）对斯曼特(sīmàntè)微显示科技（深圳）有限公司(gōngsī)（下称“斯曼特公司”）损失的10％共同承担赔偿(péicháng)责任，驳回斯曼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最高检民事检察研究基地主任、东南大学(dōngnándàxué)法学院教授单平基表示，最高检提出抗诉(kàngsù)虽然在公司法修订之前，但抗诉意见与(yǔ)公司法的修订内容高度统一，这充分体现了检察机关在“三个善于”理念(lǐniàn)的指引下，对公司法原理以及公司治理机构的深刻把握。

在公司法修订之前就做到了抗诉意见与公司法修订精神(jīngshén)高度一致，这种“预判”是巧合，还是特定方法路径指引下的(de)(de)必然？抗诉意见被最高法完全采纳的背后，是怎样的民事检察履职？带着这些关注，记者展开(zhǎnkāi)了采访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(zhō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)公司法》第一百八十条(shítiáo)第二款规定，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勤勉义务，执行职务应当为公司的(de)最大利益尽到管理者通常应有的合理注意。

第五十一条规定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，董事会应当对股东的(de)(de)出资情况进行核查，发现股东未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的，应当由公司向该股东发出书面催缴(cuījiǎo)书，催缴出资。未及时履行前款规定的义务，给公司造成损失的，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(chéngdān)赔偿责任。

“过山车”——从无(wú)责任到连带责任

尽管胡某生等6名董事与斯曼特公司之间纠纷的原再审判决早在2019年就已作出，但(dàn)与判决相关的讨论和(hé)分析从未停止过。

“特别是律师等实务工作者，努力从实务指引的视角解读原生效判决，从而为董事履职(lǚzhí)提供参考借鉴。”北京大道政通(zhèngtōng)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璐璐认为，尽管(jǐnguǎn)我国不是判例法国家，但一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关(shěnpànjīguān)签发的生效判决，其对公司治理实务的影响不容小觑。

“要从判决中寻求董事充分履职的路径，防止成为(chéngwéi)连带责任(liándàizérèn)的‘背锅侠’。”郭璐璐说。

这是一起怎样的(de)纠纷？

案件的(de)当事人之一——斯曼特(sīmàntè)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05年1月11日的外国法人单独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，股东为开曼斯曼特公司。

“开曼斯曼特(sīmàntè)公司认缴(rènjiǎo)注册(zhùcè)资本额为1600万美元，公司成立(chénglì)后90天内股东应缴付出资300万美元，第一次出资后一年内应缴付出资1300万美元……”在斯曼特公司的章程中，记者注意到上述约定。

2005年(nián)3月至11月，开曼斯曼特公司多次出资后，仍有500多万美元(duōwànměiyuán)的(de)注册资本尚未缴纳。究其原因，是全球彩电市场从(cóng)2004年年底(niándǐ)开始就从显像管时代迈进了平板时代，如果在显像管领域继续投入，势必导致巨额经济损失。作为斯曼特公司最重要的供货商，捷普公司无疑(wúyí)受到这一商业决策的最直接影响，资金链的断裂导致货款无法得到及时清偿。提起诉讼后，捷普公司仍不能(bùnéng)得到全部清偿，因此就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法院提出了破产清算申请。

2013年6月3日，深圳市(shēnzhènshì)中级法院(zhōngjífǎyuàn)裁定受理，并指定广东某律师事务所为破产管理人。2015年1月20日，破产管理人代表斯曼特公司(gōngsī)提起诉讼，要求胡某生等6名斯曼特公司的(de)董事对公司股东欠缴出资所造成的公司损失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

“胡某生(mǒushēng)等6名董事负有追缴股东欠缴出资的(de)勤勉(qínmiǎn)义务，但消极(xiāojí)未(wèi)履行追缴出资的勤勉义务与股东欠缴出资不存在必然联系，也与公司损失并无直接因果关系。”“要求董事对股东未履行全面出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，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。”基于上述考虑，一审、二审法院驳回了斯曼特公司的诉讼请求。

进入再审程序后，案件发生“过山车”式的变化。最高法认为，股东欠缴的出资即为斯曼特公司遭受的损失，开曼斯曼特公司欠缴出资的行为与(yǔ)胡(hú)某生等6名董事消极不作为共同造成(zàochéng)损害的发生、持续。

“董事(dǒngshì)负有向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(de)股东(gǔdōng)催缴(cuījiǎo)出资的义务……开曼斯曼特公司欠缴出资的行为与胡某生等6名董事消极不作为共同造成损害的发生、持续，胡某生等6名董事未履行向股东催缴出资义务的行为与斯曼特公司所受(shòu)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(shàng)的因果关系。”据此，最高法认定，一审(yīshěn)、二审判决认为胡某生等6名董事消极不作为与斯曼特公司所受损失没有直接因果关系“系认定事实错误，应予纠正。”

基于上述理由，最高(zuìgāo)法(fǎ)作出(zuòchū)再审判决，判定胡某生等6名董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胡某生等6名董事不服这一再审结果，向最高检申请监督。

谁来催缴(cuījiǎo)出资？催缴不力又该如何担责？

对于胡某生等(děng)人的“不服”并不难理解。

“在现代公司法理论上，股东是委托人，而董事、经理是受托人，世界(shìjiè)各国公司法都赋予(fùyǔ)了股东选举和罢免董事的(de)权利，以此来监督和制约董事的权力。在这种构造下，要求作为被监督者的董事去监督作为监督者的股东，让(ràng)‘下级’去监督‘上级’，未免有点‘强人所难’，其效果(xiàoguǒ)可想而知。”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讲师邹学庚曾就本案(běnàn)专门写过分析文章。

“一是催缴出资(chūzī)是否属于董事(dǒngshì)的(de)勤勉义务范围；二是董事未履行催缴出资义务是否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；三是如何确定未履行催缴出资义务董事的责任范围。”在初步了解本案的诉讼(sùsòng)进程后，最高检办案组确定了围绕上述争议焦点开展调查核实的工作思路。

为了更好地掌握案件情况，2021年3月29日上午9时30分，最高检组织召开(zhàokāi)胡某生等6名董事与斯曼特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(zérèn)纠纷申请监督一案的(de)公开听证会，围绕斯曼特公司成立过程等问题，组织双方当事人发表意见。历时3个半小时，相关事实逐渐(zhújiàn)清晰。

“6名(míng)董事中，有3名董事是在股东作出不再继续出资的(de)决策后才(cái)担任公司董事的，即便积极履行催缴义务，也不存在显著的催缴效果，补缴出资缺乏现实基础，如此，怎么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呢？”全面把握事实后，如何认定法律适用就(jiù)成了监督办案的重点。

于今日，依据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(de)新修订的公司法来看，上述问题不难有答案(dáàn)：新增的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，董事会应(yīng)履行对股东出资情况的核查和催缴义务，未及时履行上述规定的义务，给公司造成损失(sǔnshī)的，负有责任的董事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

然而在(zài)当时，由于立法空白，仅有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三）》中规定了董事在增资阶段应履行对股东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(yìwù)。但对于违反义务应承担何种责任，以及(yǐjí)催缴义务的具体履行方式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(míngquèguīdìng)。

在学界看来，催缴义务是勤勉义务的内容之一。对于勤勉义务，各国公司法(gōngsīfǎ)都有(yǒu)规定，普遍表述为“董事(dǒngshì)要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来处理公司事务”。但现代经济活动(huódòng)十分复杂，对于董事在经营决策时是否尽到了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，很难有统一的判断标准。

“董事(dǒngshì)在增资阶段的催缴义务(yìwù)，能否扩展至公司设立之时？”“董事催缴义务与股东(gǔdōng)出资义务有何不同？违反上述的各自义务，董事与股东是否就成(chéng)了‘一根绳上的蚂蚱’，董事要为股东连带担责？”解决这些问题成了监督办案的关键。

“股东出资是(shì)公司资本形成的(de)唯一(wéiyī)来源，股东全面履行(lǚxíng)出资义务对于公司的正常经营至关重要，督促、催缴出资是董事履行勤勉义务的重要内容。”在最高检办案组成员颜良伟看来，明确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，并不意味着不履行该义务就要承担连带责任。

“董事的催缴义务与股东的出资义务性质不同，董事未尽催缴义务所承担的责任(zérèn)(zérèn)应当与其义务的性质相适应(xiāngshìyìng)，不能等同于股东违反出资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，也不能将股东责任转嫁给董事，以董事的责任替代股东责任，不可混淆二者义务的性质和责任范围。”颜良伟表示，增资(zēngzī)阶段和公司(gōngsī)设立阶段，董事的勤勉(qínmiǎn)义务有所不同。将董事违反勤勉义务的“相应责任”理解为“连带责任”，属于扩张解释。

“连带责任在(zài)实践中的司法适用(shìyòng)需要(xūyào)慎重把握。只有在法律规定(guīdìng)或者当事人明确约定的情况(qíngkuàng)下，方可设置连带责任。虽然董事负有催缴出资的勤勉义务，但其(qí)消极不(bù)作为行为，对出资不到位(dàowèi)的损害结果的发生影响力有限，不宜认定为连带责任。董事没有履行催缴出资的义务，应该是(shì)一种违反注意义务的侵权责任，理应按照过错程度承担赔偿责任。”颜良伟说，“如果在民事检察办案中遇到法律适用方面的难题——立法空白或者法条适用之间的冲突(chōngtū)，此种情况就要依据‘三个善于’的理念要求，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、深刻领悟法治精神，从而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。比如，基于法律安定性和保护当事人合理预期的要求，在个案中适用司法解释就应该以文义解释为准(wèizhǔn)，不宜作扩张性解释。”

为董事“松绑”，公司法修订精神的(de)践行

最高检检委会研究认为，再审判决判令胡某生等6名董事承担连带责任，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，于是向最高法依法(yīfǎ)提出(tíchū)抗诉。

案件就此进入第二次再审程序。最高法开庭审理，最高检院领导出庭，依法发表抗诉(kàngsù)意见。之后最高检院领导列席(lièxí)最高法审委会会议。2025年1月6日，最高法作出再审判决(pànjué)——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，判决胡某生等(děng)3名董事（第一届董事会董事）对斯曼特公司(gōngsī)损失的10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，驳回斯曼特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

其实，不仅案件承办人(chéngbànrén)、案涉当事人关注着本案的诉讼进程，法律实务(shíwù)界也一直高度关注。

有业内人士撰文表示(biǎoshì)，再审判令(lìng)董事对欠缴出资承担连带责任，实属(shíshǔ)董事不能承受之重；也有法律专家指出(zhǐchū)，“斯曼特案”的（原再审）判决结果不具有普适性，在个案具体情况差别较大的情况下，不应当盲目适用该案的判决观点，“应对最高检抗诉进程保持密切关注”。

伴随着最高法第二次再审判决的法槌(fǎchuí)敲响(qiāoxiǎng)，围绕着上述纠纷的实务与争议画上了一个句号。

“尽管该案原(yuán)生效判决是在新修订公司法之前作出，但该案能否(néngfǒu)纠正，影响着社会公众(shèhuìgōngzhòng)对公司法秩序的评价。”郭璐璐说(shuō)，作为一个再审生效判决，如果不被撤销，其对当事人之间仍然产生着约束效力，对于后来的司法审判，也(yě)会产生影响。“如果其他案件，法官援引这个判决，怎么办？新修订的公司法也就无法得到正确实施。”

“通过检察机关抗诉，界定(jièdìng)了董事(dǒngshì)勤勉义务内容(nèiróng)和责任方式，这对优化公司治理机构，充分发挥(chōngfènfāhuī)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，鼓励董事履职(lǚzhí)尽责发挥了积极的司法导向作用。”单平基表示，“公司法(gōngsīfǎ)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？要让身居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每一个分子都发挥应有(yǒu)的作用，这样才能形成健全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，唯有如此，‘弘扬企业家精神’才能有制度根基。这个案例无疑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诠释。”

谈及成功抗诉的原因，在(zài)最高检民事检察厅负责人(fùzérén)看来，主要有两点——

一是对调查核实权的(de)重视，厘清了案件基本事实，为法律适用打好了证据基础，做到了对案件事实的准确把握；二是对“三个善于”理念(lǐniàn)的落实(luòshí)。

“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之所以能够契合公司法修订要求，与立法精神(jīngshén)不谋而合，关键就在于贯彻了‘三个善于’理念(lǐniàn)要求，即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(shìshí)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，从具体法律条文(fǎlǜtiáowén)中深刻领悟法治精神，在法理情的有机统一中实现公平正义。”该负责人表示。

“尽管我国不是判例法(fǎ)国家，但是案例(ànlì)在(zài)推动法治实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特别是经由最高检抗诉、最高法作出的再审判决(pànjué)，代表着司法机关在规则适用方面的共识，体现了对公司法秩序的尊重。”郭璐璐说。

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长河中，于1993年(nián)制定的公司法已经走过了(le)30余个年头，2023年的再次全面修订，让(ràng)这部三十而立的法律再次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，也推动(tuīdòng)了公司法治体系的与时俱进。

铅字条文的变化，见证着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的立法(lìfǎ)探索，而(ér)把无声法条转化为鲜活的正确公司法实践，恰是体现法律修订“良苦用心”的最佳路径。从本案来看，立法与司法的默契并不是奢望，良法善治的美好愿景正在(zhèngzài)徐徐(xúxú)展开。

抗诉的(de)价值与法律的公正

□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院长、教授　孙宏涛(sūnhóngtāo)

最高人民检察院的(de)抗诉，扭转(niǔzhuǎn)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原再审判决，最终令其中3名负有过错的董事在适当范围内承担(chéngdān)赔偿责任，而其余董事免于承担赔偿责任，其价值可概括为三个方面。

一是(yīshì)确保了(le)法律适用(shìyòng)的准确性。原再审(zàishěn)判决认定胡某生等(děng)6名董事(dǒngshì)与开曼斯曼特公司(gōngsī)欠缴出资行为系共同侵权，以此判令董事承担连带赔偿责任。最高检经审查指出，原再审判决类推适用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〉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三）》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，将董事未尽勤勉义务时间从“增资(zēngzī)阶段”扩张到“设立阶段”，责任从“相应责任”扩张到“连带责任”，属于对司法解释的过度扩张。在公司设立阶段，董事未参与出资决策，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难以直接认定，不应类推适用该条款。在有限责任(yǒuxiànzérèn)公司成立后，未及时履行对股东的催缴(cuījiǎo)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失的，负有责任的董事应承担相应责任，而非连带责任。

二是实现了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。原审判决机械适用“连带(liándài)(liándài)责任”规则，要求董事对股东(gǔdōng)(gǔdōng)欠缴出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，实质是将股东出资义务与董事勤勉义务混为一谈。最高检抗诉(kàngsù)后，法院以“过错责任”为核心重构裁判(cáipàn)逻辑。通过抗诉，法院也明确了董事责任不同于股东出资义务，其本质是因(yīn)违反勤勉义务的过错赔偿责任，而(ér)非法定或约定的连带清偿责任。通过审查董事履职期间的客观条件(kèguāntiáojiàn)，将“有能力催缴而未作为”与“无能力催缴的合理不作为”严格区分。前者因存在主观过错需担责，后者因缺乏因果关系而免责，践行了“责任与过错相匹配”的公平原则，实现了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。

三是维护了司法裁判的(de)公正性。通过抗诉使原审判决得以纠正，明确了董事在(zài)股东有出资能力(nénglì)时的催缴义务，倒逼(dàobī)董事积极履职，保障(bǎozhàng)公司资本充实，维护债权人利益。与此同时，否定“连坐式”追责，避免因个别股东失信行为过度加重“董监高”的正常履职风险，防止对(duì)公司治理产生负面影响。通过抗诉，强化了社会(shèhuì)公众对司法制度的信任感，提升了司法公信力，助力推动法治社会建设，让公平正义成为社会共识。

（来源：检察日报(rìbào)·要闻版 记者：于潇 樊悦池）